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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女學生抗日救亡活動 看抗戰時期的婦女解放
        2022-07-13 09:57:03  來源:抗戰文獻數據平臺  點擊:  復制鏈接

          抗戰時期,在國家和民族危難當前,廣大婦女也投入轟轟烈烈的全民族抗戰之中,使女性地位得到提高,婦女解放得到發展。女學生群體集合了國民、青年學生、女性等身份,從她們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可以看出,抗戰在帶來危機與傷痛的同時,也在多重意義上成為婦女解放發展的契機。

          一、女學生群體的形成和發展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在通商口岸等沿海大城市設立教會女子學校。最早的教會女學,由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社”社員于1844年在寧波設立,這也是中國第一所女子學校。教會女學引發了國人對女子教育的一系列思考和爭論,成為中國獨立女學的先導。1898年,第一所國人自辦的女學由倡導“賢妻良母教育”的維新派設立。維新派所辦學校雖 在變法失敗后逐漸被取消,卻激發了國人興辦女學的熱情。革命黨人倡導“女權主義”,摒棄“三從四德”,創辦了以“愛國女學”為代表的眾多新式女校。至1907年,全國女子學堂的數量已有428所,除甘肅、新疆、吉林三省外均有分布,女學生數量已達15498人。"五四運動時期,“養成獨立的人”的女子教育,啟發了資產階級女性的主體意識。男女同校的風氣從大學影響到中等教育,擴大了女子教育的規模。同時,工農婦女界要求開辦平民識字學校、 鄉村學校、補習學校、女子職業學校等,使女學生群體向下擴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鄉村女性的文化自覺。在資產階級逐步壯大、西方進步思想廣泛傳播的背景下,這一切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論逐漸退卻,社會風氣逐漸開放,女子開始參政議政、從事社會事業,為婦女解放事業培養了新生力量。隨著日軍入侵日益嚴重,民族危機加深。實現民族獨立與解放,需要充分動員各階級各團體,這為婦女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國民政府宣傳“國民”意識以增強公民的民族責任感,使“女國民”觀再次得到體認。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成立后,積極動員婦女為國家服務,“打破使她們長期不能參預公共事務的障礙”。宋美齡呼吁,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必須自愿地承擔起她們應盡的國民責任”"。女學生作為有能力的知識女性預備軍,擁有“女國民”、新式青年和新式女性的多重身份,其在抗戰期間的活動便有了多重意義。作為國民,她們是為民族獨立而奮斗的戰士;作為青年,她們代表著新視野、新力量和國家的未來;作為女性,她們反映著特殊時期婦女地位的變化,推動著婦女解放的發展。

          二、女學生參與抗戰的活動

          第一,參與學生運動。青年學生因其抱負與熱情,在家國危難時首先憤然而起,以游行示威等方式抨擊現實、激發民情,學生運動“乃是測驗中國政治的一個溫度表,一個記錄政治變動的地震器”。

          1935年,日軍的侵略勢力蔓延至華北,為反對“華北自治”,反對秘密的屈辱外交和破壞主權的傀儡組織,北平學聯發起了“一二·九”運動,其中便有眾多女學生的身影。游行當天,站在最前端的清華大學女學生陸璀爬上城墻邊的戲臺,代表學聯進行演講:“北平是我們中國人的北平,現在我們中國人進不去,反而日本人在里頭橫行霸道,欺負我們的老百姓,請問今日之北平究竟是誰家的天下?”這一幕作為《大眾生活》第1卷第6期的封面傳遍中外,手持喇叭奮力呼喊的女學生,成為“一二·九”運動留在人們心中的標志性影像。陸璀從城門下的縫隙爬至城內為大部隊開門時被捕,她在警察所接受了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后者的報道《中國的貞德被捕了》也廣泛流傳至英美。北平師范大學女學生楊淑英在鎮壓下毫不畏懼,將抗日救國的傳單一張一張掛在軍警刺刀上。"為響應學生運動,1935年12月21日,上海婦女救國會成立,即日游行中有廣大女學生參與,她們穿過五卅以來被禁止游行的南京路,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租界向民眾宣傳反帝救國的正道。1936年成立的北平婦女救國會團結各大、中學校的女學生,許多學生后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6年,平津學生罷課期間,發起南下擴大宣傳活動,以深入工農群眾,傳播抗日救亡思想。北平女生在艱苦條件下沿路演講、散發傳單,進行臥軌斗爭,多次突破軍警包圍。在宣傳團員大會上,學生們提出將南下擴大宣傳團發展為永久性組織,師大女生曹國智提出“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的命名,被中共北平地下組織采納。在山西成立的綏遠省婦女會中有女教師和女學生70多名,民先隊成員在其中擔任骨干。

          第二,參與婦女工作。抗戰時期的婦女工作主要由“新運婦指會”和各地婦女救國會等婦女組織領導,開展文化宣傳、慰勞救護、戰地服務、兒童保育等配合戰時各種需要的活動,以支援前線和安撫民眾。

          如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爆發后,綏遠省婦女會組織蒙漢婦女募捐隊,承擔起護理傷員的工作。太原女子師范學生組成了著名的“太原女師綏遠慰勞救護隊”,克服種種困難,赴前線醫院看護傷員,得到極高評價。各地婦女、學生還募捐和縫制了大量御寒衣物支援前線。如1938年9月,在上海各界救亡團體的號召下,諸多女學生為將士縫制棉衣,不到一個月便完成了10萬件棉衣的任務。天津婦女救國會通過女青年會募集了100條棉被送往前線。

          女學生因年齡和身份在救護人員中的特殊性,其在戰地的服務工作,不僅安撫了傷兵病痛,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深化了將士對全民族抗戰共同體的認識,在精神上激勵著前線士兵的壯志。報告文學《傷兵自述》記載了一位傷兵目睹女學生為救護傷兵而犧牲的經歷:“我被炮彈炸傷左手……一時昏倒在潮濕地,來的不是救護隊,卻是南昌工兵學校的女學生,她們真勇敢,使我感到最凄涼的,是我的擔架旁邊一個負傷的弟兄不能行動,有一個身體高大的女生,拿著腰帶夾背起受傷同志,走不到二十公尺,便被敵人的炮彈穿過兩人的背心,倒在地上,那時勇敢的女學生還是負著那弟兄,我看了千萬同胞的死,都沒有這樣使我傷心過……我愿我傷好之后,上戰場為老百姓復仇。”

          第三,參軍。由于生理條件的限制,戰地女性多從事后方服務工作。但在抗戰的漫長戰線中,仍有青年女學生赴前線作戰的案例,給予國民精神上的振奮。

          廣西學生軍于盧溝橋事變后由廣西學生自發組成,并得到政府的支持。學生軍經過選拔,考取280人,其中約有一半是女生。學生軍于1937年12月14日從桂林出發,步行經衡陽,至武漢,再開往前線作戰。女學生軍途經各地,聯系上下層婦女組織及知識婦女,進行喚起民眾的工作,如印發告婦女書、告民眾書、告傷兵書,演講,談話,演救亡劇等。同時調查訪問當地救亡團體,學習工作經驗。平時練習游擊戰,并在前線組織民眾和進行救護工作。女學生軍在各地受到熱烈的歡迎,極大地喚起了民眾的抗日熱情, “她們在一般民眾看來簡直被視為‘女神’——求自由的女神”。

          新四軍中女兵有數千人,其中便有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大、中學生,在教導隊和院校承擔政治、文化和理論工作,以其細致、耐心和專業知識為新四軍培養了多批干部。1943年,正面戰場形勢危急,國民政府號召大后方知識青年從軍,女學生也踴躍參加。據載:“迄止12月8日,報名從軍者,計有中學生及公教人員5049名,女生795名,大學生267名。”當時《兵役法》未規定女子服兵役,東北籍女生林霖等要求入伍被拒,請纓從軍,呈文道:“生 等雖為女子,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伏乞額外融通,務使生等展鴻鵠之志,愿效花木蘭、梁紅玉從軍殺敵……以赤膽白骨換取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由之花。”針對眾多女學生從軍的志愿,國民政府頒行的《學生志愿服務辦法》中甚至做出了特殊規定:“凡中等以上學校年滿18歲以上女生志愿服役,應向學校申請登記,造具清冊,送當地軍(師)管區司令部,聽候調任軍事輔助勤務。”投筆從戎的青年女生,為抗戰后期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

          三、從婦女解放視角看女學生的抗戰活動

          婦女解放,是相對于男權文化而言,把婦女從男女不平等,婦女受壓迫、歧視和束縛的情況下解放出來的過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婦女要得到解放,還面臨著嚴峻的階級形勢,需要同男子一起首先爭取階級解放。從變法、革命到五四運動,知識婦女成為婦女運動的先鋒,她們配合國際女性主義發展的形勢,使婦女解放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抗戰時期,國家危難之下,民族矛盾將性別關系的沖突弱化,使婦女運動呈現出由少數城市知識婦女為女性爭取權利,到各階層女性積極履行戰時義務的重心轉移。

          在這一過程中,女學生提高了各種能力,展現出自身的價值。在新的社會關系中,救亡事業為她們開辟了廣闊的世界。部分女學生克服“不讓女子 拋頭露面”的舊習,主動參與抗戰,暫時脫離了封建家庭的束縛。廣西女學生軍成員年齡多在20—25歲,她們的參軍動機除了救國熱忱,還有“擺脫家庭 壓迫甚至丈夫虐待侮辱,或丈夫戰死疆場”。一些富家女學生從事救亡活動,拋卻上層階級的生活方式,建立了獨立的人際關系,在自我價值的實現中獲得信心和清晰的主體意識。如香港富家小姐尹慧君堅決到內地參加新四軍,在新四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感到“我新的生命誕生了”“這是我新生活的開始”。"戰地女學生血氣方剛的活力和敢作敢為的魄力,客觀上也沖擊著刻板的傳統性別印象。在《廣西娘子軍會見記》中,作者楊慧琳記錄的桂林女子師范學生郭燦益“幾乎使我不辨雌雄”,“戎裝截發,顯出一副英勇的姿態”。抗戰后期,大量女知識青年從軍,也更新了我國兵役制度和民眾的陳舊觀念。

          因暫時弱化的性別沖突和國民政府“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政策傾向,多數女學生群體的身份認同首先是“學生”和“先鋒國民”,而非“女性”。由于學生群體內部的男女不平等現象表現輕微,在抗戰中,女學生以婦女身份進行的活動,常受到婦女組織和婦女界人士的引導。抗戰期間,各婦女雜志多刊登有關對女學生期望的文章,如《廣西婦女》載《今天女學生的新任 務》,《婦女生活》載《戰時的女學生》,等等。《浙江婦女》所載《當前女學生的新任務》更呼吁女學生加強組織,團結起來,負起婦運橋梁的責任,“社會的傳統阻礙我們女子受教育的機會,戰爭的影響增加我們女子讀書的困難,我們女同學有著一個共同的遭遇,為什么還不團結自己的力量起來打破這些阻礙,克服這些困難?”必須指出,女學生群體在戰時參與婦女運動的規模是有限的。抗戰期間有多次關于“讀書與救國”的大討論,而在時文記錄的女 學生生活中,“克服物質上的困難發奮求學”、讀書和關注時事仍是主流。

          綜上,近代女學生群體不斷發展,在抗戰期間參與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和投軍報國,她們不僅是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推動著婦女解放的發展。女學生們在婦女群體中特有的較高的受教育程度、青年人的熱情義氣和責任感,在抗戰中成為后方的有力支援和高素質勞動力,在婦女運動中成為聯結各階層的紐帶。她們在其中得到了身體上和精神上的鍛煉,促進擺脫封建傳統家庭的束縛,建立了積極勇敢的女性形象,體現著女性的力量,由此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在實現階級解放的過程中,女學生積累了運動經驗,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完成婦女的社會解放任務奠定了人才基礎。抗戰的民族危機給予婦女解放重大的發展契機,而婦女解放、男女平權,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要求,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應有之義。

          注釋從略

          作者:王朗寧,天津市南開中學學生

        責任編輯:鐘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13 09: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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